谋略至上的国度：一个没有童年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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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至上的国度：一个没有童年的民族


作者：冉云飞　


　　一个人没有快乐的童年，固然令人扼腕；但整个民族都缺少或者说没有童年，岂止是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归扼腕，痛心归痛心，但我们不能自抹脖子了事，得面对现实，像我们这个民族，在她该具有童趣时，就是一个缺少童趣的民族。我研读作为中国文化平台的先秦诸子，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固然不少。但在面对现实社会的棘手问题，而难以处理时所采取的规避态度，却是惊人的一致：即回到邈远不可知的至德之世，这已经成为他们思考和观察问题的一个路径依赖。换言之，他们的视野里没有未来，一个民族的思想精英或者说是思想库里，对未来缺乏理性预期及合理前瞻，自然更没有大胆的想象，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穷根究底的大事件。

　　我不认为马恩的论述都对，但至少在我看来，马、恩论及古希腊艺术时所说的希腊先民们是健康且会游戏的儿童，这个比喻使我至今记忆犹深。面对这个比喻，再看看我自己就生于一个没有童年的民族，内心的悲怆及伤感真是不可名状。为什么会如此呢?那就是我们生存境况的不易，并随之而在精神领域内伴生的活命哲学。生命是重要的，自然活命不会不重要。但问题在于，我们把如何忍辱偷生、匍匐蚁行当成了生活的全部，成了生活的重要准则。既然如此，为了活命，便会不惜一切代价，也就会达成“对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最高目的”这样所谓的高尚伦理的绝对信服。于是勾距之术、长短经、阴谋韬略便十分发达，甚至形成了像鬼谷子那样专门以教谋略之术的老师，于是苏秦、张仪学而成战国末期“合纵连横”唱双簧戏的风云人物。从远古的生存讲究孔武有力的尚武时代，到讲究不择手段进行智取的尚智时代，我们实在行进非常快，大有水到渠成之感。

　　在先秦诸子中，像庄子这样伟大的人物，热爱自由的战士，他谈到一个的人精神境界时主张逍遥，谈到齐物时，以“丧我”始，而以“物化”终，在这整个儿无我的状态中，无不遭遇着读者对其偷生自保的误读。在他看似狂傲的言行中，实在包含着对生存的绝大忧患，以及一个人生存自保之不易，并且为此不得不付出的高昂成本。这一点在他有着某种精神对应的老师老子身上显得特别明显，并对后世的谋略家和无耻政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去的林堂先生在研究《老子》后曾说：“据我的估价，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它不啻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极抵抗。……尽我所知，老子是以混混噩噩藏拙韬晦为人生战争的利器的唯一学理，而此学理的本身，实为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老子的智慧》)除了不认为“它是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外，我认为林语堂先生的阐述符合我对老子的认识。当然更确切地说来，我们民族的成熟，更多的是在道德尤其是伪道德泛滥的领域，以及人际关系及名利场争斗的过于早熟，对于制度的创新包括对人的至高无上的尊重上却是至今语焉不详，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是不折不扣的处于鸿蒙无知的状态。

　　在我们这个注重谋略的国度，一个民族没有童年，自然对儿童的要求也特别不一样。我们对儿童的赞赏不是要他拥有真正的童心童趣，而是要他少年老成，做一些与他身份年龄极不相称的老成之事，才能大人和成人社会的欣赏，而对成人中那些遇事说话直爽之人用“童言无忌”来进行批评，由此可观我们对童言的忌讳。看一看我们对甘罗十二为臣相的推许，看一看我们对孔融李贺早慧的赞美，你就知道我们对一个人尽快成熟热切期盼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程度，你也就不难理解，我们许多人为什么还在青壮年时期就透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未老先衰之气，而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却是如此之多，简直可以窒息不少人的青春豪气。

　　 阴谋与放屁

　　我们周围善玩阴谋并且乐此不疲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他们的频频演出，就像每天必须固定上演无数个“阴谋剧场”，更像一个爱吃蚕豆的人，成天放屁并以此为乐，似乎在用礼炮来欢迎别人并博取他们的好感一样；如果有屁不放掉，反而容易使身体不适，肚子饱胀。同理，不玩阴谋，就会周身发痒，浑身无力，如同死物，愧对先人。因为我们的先人过早成熟，而过早成熟对我们后世的遗赠便是以处理人之际遇为核心，从而拿来处理我们生活的一切的最高准则——各种千奇百怪的谋略。

　　我之所以将阴谋与放屁拿来联袂作比，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社会中，几乎无处不见谋略包括阴谋的影子。这一点正是西方世界与我们中国的不同之处。一些不知深浅常将克劳塞维茨的一些观点断章取义，拿来证明中国谋略的高妙，进而用日本商战和海湾战争中流行《孙子兵法》来证明吾国文化高明到了可以使自己不知姓甚名谁的地步。诚然，西方人在非常时刻对谋略也极其重视，如战场与商场。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遵循既有的完备而人生的法律体系及与此相配套的伦理准则，而不是无所不在使用谋略包括阴谋诡计。譬如一个人在生活中要讲信誉，并不要你做一个道德楷模，而是为了自己生存之必须。如果你丧失了良好的信誉，那么你将自绝于人民，无法在人生之江湖中行走。但我们却不建立这种良好的信誉制度，人人都在其间巧取豪夺，于是坑蒙拐骗才四处泛滥，所谓一言九鼎，诺重千金，只不过为了少数那些德行高尚的人专门预备的赞词而已，对人人都要讲信誉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没有信誉制度的约束，诺重千金便成了一项道德桂冠，而不是人必须奉行的实质性要求。在一个不讲信誉的环境里，坑蒙拐骗所花的成本比诺重千金的成本要低廉得多，实际生活中不讲信誉，而我们在道德上又大讲特讲，以至于这种道德要求最终变成了矫饰虚夸，将自己不义的行为披上一层大义的外衣，以蒙骗他人的信任。如此一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充满阴谋的名义场。

　　各种近乎奇技淫巧的谋略泛化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毒害我们生活，降低我们生存质量，大批生产假道学、伪道德，而我们的实际权益得不到保障，人人自危，并且以“防人之心不可无”作为生存信条的真正根源之一。

　　 全体人民装孙子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 说了一句最著名的话——这句话概括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你再聪明，也不可能比皇帝更聪明啊!”这一点再清楚不过的说明，谁比谁更聪明，不是聪明本身就能够定夺的，而是因着无上的权力，才能够变得“更聪明”。你也许会说这是和申这个马屁精的上佳表演，但我要说和申只不过是露骨地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也是不少有成就的大臣如曾国藩等在获得巨大成功后，反而心情并不快活的原因，因为功高震主是稍有心计的人，在专制制度下都不得忌讳的。推而广之，大臣不可能比皇帝聪明，各级官员随着等级的不同，下级始终比上级更愚蠢一些，直到最愚蠢的底层亦即广大的民众。这样的结果，便是民众中有稍微的反抗或者不听话的聪明，最直接的称呼便是“刁民”，本来民众也并不是不习惯于装疯卖傻，而是装疯卖傻实在无法得到赖以活命的基本生存条件了，只好选择“刁民”一途，正所谓逼上梁山。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一样，要极富想像力和创新能力，那么就得有一整套完善的保护创新能力的机制。不幸的是，几千年来以至于今，都没有这样的制度保证我们。相反倒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推之”、“枪打出头鸟”这样的训诫，孺妇皆知，成为全民近乎集体无意识的认可准则。有真正良好的保护创新能力的制度环境，人们的创新能力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发挥。这种环境下，人们比的是谁比谁更聪明，谁比谁更有才华，更有创造力。反之，人们不是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更愚蠢，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形成的文化是一个“比傻文化”，这样的国家是一个比傻的国家。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不是堂而皇之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假装不聪明，至少表面上要如何愚蠢，以便比自己“更聪明”的上司欣赏你，得到他的提拔，于是吹牛拍马，装疯卖傻，便成了人们为了生存所必须的日常行为。

　　三十六计中的“扮猪吃虎”(有的版本名为“假痴不癫”)，便是典型的比傻行为，亦即日常生活大家所说的“装孙子”。这一计谋的核心便是，先示人以弱，麻痹对方，趁其不备，寻机再战而胜之。但是，这里有一个好玩而且可能的现象势必要出现，即人人都学习装疯卖傻，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傻子无所不在傻子国，但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不明白，而在心悦诚服地、一生不变地想要做一个傻子。对真正十足的傻子，没有谁对他是持赞赏态度。我们赞赏的是一个人“面带猪相，心头嘹亮”，也就是装得像一头蠢笨的猪，却把一只凶恶的老虎都给吃掉了。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一方面愤世疾俗地表明唯有他是清醒的，即“举世皆浊我独醒”，另一方面也昭示了一个真正清醒的人，要装疯卖傻到别人无法窥知的境界，实在也是天下难事，正所谓“糊涂”“难得”。接下来也许有人要问，我们的生活中为何有如此多的糊涂虫呢?这是因为，我们无法保障一个真正的聪明人，因了聪明便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得先机，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保护创新以及激活人们想象力的传统，这种不带傻气亦即不会装疯卖傻的聪明人，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说得再明白一点，不会装孙子的人最终就成不了江湖大爷。当然还有一个最真实的可能便是，蠢人的数量也不少，虽然现在我们常说找傻瓜要到月球上去找，因为地球上的傻瓜快要绝迹了，但明眼人是知道的，任何夸张都不能拿来做对此加以坐实的依据。

　　计谋的特性，是四两拨千斤，以巧取胜，从而在总体上来讲，计谋是个先示人以弱的东西。三十六计的精髓便是以巧制敌，实施计谋的境况，八成以上都是自己弱小或者假装弱小来取胜对手的。这也就意味着，除非你不使用计谋包括阴谋，否则装孙子就是你一个不可能逃避的选择。我们不怕在非常时刻包括战场和商场中装孙子，那是因为非常时期需要运用非常手段，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甚至许多创新领域内，我们都不得不装孙子，大家都看上去傻里巴叽的样子，虽然有一定的喜剧搞笑成份，但带给我们更多的却是悲剧的怆痛。

　 阴谋的深渊及其经济学成本

　　虽然计谋(List)与阴谋(Stratgem)有一定程度的区别，前者中性，后者含有贬义。但就大多数谋略的总体特性来说，不可能像符合法律的合同一样白纸黑字地被规定下来，虽然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可能要使用具有一定谋略的谈判技巧，但如果合同本身不违法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的。但大多数的谋略使用，都是为了不让对方知晓自己的真实意图而设立的，因此存在信息上不对称是绝对的。互相不摸底或者不完全知晓其根底，采用计谋，以巧取胜，似乎是别无选择。就像说谎是非市场经济时代一种普遍行为一样，因为说谎的成本低而获取的效益高，而不是我们常讲的说谎仅是一种道德堕落。虽然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杜绝说谎，但却可以避免大规模像大跃进那样的全民撒谎，造成真正的人间惨剧。

　　我们对选择计谋包括阴谋的团体和个人，一般说来会做道德上的否定评价，老奸巨猾的小人就是常用的标识。但选择谋略包括阴谋最真实的动机，绝不是为了与对方进行道德上的比拼，以一争高下，而是具体境况下的实际利益所诱致。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信息完全，即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信息是完全知道的。此点遭到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有力反驳：“尽管以完全知识的预设为基础而展开的关于道德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作为一个初步的逻辑探究，偶尔也会起些作用，然而试图用他们来解释真实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们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这里的根本问题乃在于这样一个‘实际困难’，即我们的知识在事实上远非完全。”(《自由秩序原理》)这也就是说，知识包括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这也是谋略包括计谋得以实施的先天基础。之所以几千来，计谋在中国特别发达，那是因为以谋各取胜成了成本很低而收益最高的事，这在军事生活和商场争竞争中尤其如此。

　　但这里有一个被大家所共同忽略了的问题，我们必须清理。即我们将谋略泛化到我们的日常人际交往之后，带来的对我们民族品格，个人品质的灾难性后果，并且大大降低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公平与效率，影响了个人生活质量及社会进步，抑制了整个民族的创造性。柏杨说中国人是丑陋的，爱窝里斗，中国人的文化是酱缸文化，并没有错。但中国人为什么一个人是一条龙，两个人是一条虫，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呢?柏杨及很多人的思考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因为许多思考中国文化的人，总是喜欢说我们的文化及民族性格的缺陷，而对造成这种缺陷的“罪魁祸首”或语焉不详，或姑息纵容。那是造成我们这种文化及民族性格缺陷的专制制度，因为人是受制度影响很深的动物。这种制度长几千年之久，已经深入侵淫到我们的生活及文化的各方面，使得各色人等习焉不察，或者

　　对此安之若素。因为专制制度缺乏现代民主制度所能够造就的以人为本，信誉至上的环境，于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便缺乏安全感、信任感，民众之间互不信任，政府与民众之间也不信任，这种人际环境使人对自己的将来缺乏理性预期，致使坑蒙拐骗的一次性博弈增多，这样的话，那么选择不说真话而搞阴谋诡计反而成了一种理性行为。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如今许多人依然将各种各样的谋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说白了，是因为选择这种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原则，所需要的成本相对较低。但问题在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大家都想选择带各种谋略的低成本方式，而导致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增高，自然效率下降，获利偏少。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的失败而导致市场低迷甚至失败，不能不说与我们的谋略文化过于发达而没有现代信誉制度有关。交易成本简要地说，就是相互扯皮以及对付扯皮的成本，一旦说谎话、不讲信用、违约增加，就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使经济效率降低。这是很要命的。而真正要实现市场经济，实现制度创新是当务之急。市场经济的价值核心是民主、平等、自由、公平竞争，这一切在制度不变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英国著名思想家波普尔曾写过《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的名著，开放的社会自然是民主社会，而民主社会的敌人便是专制社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不仅适合于社会需要开放，而可以拿来作为人也需要开放的例证。但我们几千来的人际格言，“防人之心不可无”却是此种道理的大敌。我敢说，一个中国人从生到死，花在人际交易上的成本是最高的。逢迎、吹牛拍马、说假话、虚套烦琐的应酬都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这会消耗掉人的多少青春才华，可惜没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来做个真切的算度。我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社会，你有七分才华，三分人际，你失败了；倘若是相反，你倒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才高八斗，也可能怀才不遇，不能获得成功的道理，因为你在人际方面的投入太少了。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信用制度，自然就会使人际投入增加，而人际投入一增加，

　　大家不免互相倾诈，都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在我看来，耍阴谋诡计或者哪怕是滥用较为中性的谋略，都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及相应的社会生活成本增加，本来要用谋略来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发展滞后，人的创造性萎顿的真正根源，当然最终是由于制度的缺失所致。

　 阴谋的几种方式

　　三十六计当然有不少的版本，而且中国人的智谋也多种多样，但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脱不了三十六计的概括，何况三十六计互相之间尚有重复。我想概括地说，三十六计包括中国所有的谋略，无非坑、蒙、拐、骗、诱五个字。而坑、蒙、拐、骗、诱这几种行为互相渗透，不少时刻难分彼此，只不过为了言说的方便，将三十六计大致分成这几类而已，这不是学术区分，而仅是一种现象概括。

　　坑的最直接方式便是转嫁用心与灾难，使对方不明了制造事端的主体，从而坐收渔人之利。譬如借刀杀人、无中生有、笑里藏刀、反间计等。

　　装作不知实情，或者故意隐瞒实情，以达致战胜对方的目的，可视为蒙。如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混水摸鱼等。

　　将此事或人而带至彼地，掩人耳目，混淆视听而消灭之，或可称为拐。如顺手牵羊、调虎离山、金蝉脱壳等。

　　骗作为一术，自然是很古老的，但骗的核心是不能让对手看得透，这就是骗作为计谋的实用之处。如唱筹量沙、增兵减灶、声东击西等。

　　诱和拐均可视作计谋中的“搬运之术”，甚或是示人以弱。欲擒故纵、假痴不癫等。

　　用阴谋来了断

　　谋略哪怕是阴谋可能要与人类相始终，因为这不只是中国人的特殊产品，即便是西方的《圣经》中也有大量的运用和记载——耶稣的教导人们“一方面要像鸽子一样温柔”，另一方面要“像蛇一样机警”(新约，马太福音)。对此林语堂曾说过，“只有基督教的一个思想，中国老百姓一定乐于接受，也就是耶稣要求的：像鸽子一样温柔和像蛇一样机警”。这说明东西方文化虽然有不少相异之处，但在谋略的某些方面也可获得“共识”，这也正是像瑞士胜雅律这样的汉学家也能做出《智谋——平常和非常时刻的技巧》的内在理由。最后我想采取一个讨巧的办法，用几个计谋将我的谦虚串联起来，做为本文的了结，以满足我对计谋的游戏态度。所涉及的计谋后面均按最古老的本子《三十六计秘本兵法》的顺序，用括弧作有标注，以便读者查证。

　　关于中国的计谋，我所知极为有限，只知道混水摸鱼(20)，找不到多少理由的时候，不得已，我便指桑骂槐(26)，有时恨不得立马釜底抽薪(19)，因而措辞激烈。或许一不小心我就有偷梁换柱(25)之举，但还不至于无耻到瞒天过海(1)，顶多了就是金蝉脱(21)而已。虽然你可能说我借刀杀人(3)，其实那只是我做得不够地道而打草惊蛇(13)。如果你读了本文，还能对你看“中国阴谋”有所帮助，那么即便你们上屋抽梯(28)，我也心甘情愿，这绝非我的假痴不癫(27)，我知道自己既不会唱空城计(32)，也不会使苦肉计(34)，终于投降，于是只好走为上(36)。